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。
安徽亳州一位大爷一定要到浙江台州去投奔亲戚打工，也是因为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健康码，多次乘车被拒。
于是他选择了徒步半个月走到浙江台州地图上显示，浙江台州到安徽亳州是九百五十公里。
可能很难想象正常需要几个小时，最多一天就能到达的距离。这位大爷却徒步行走了半个月。
如此善良，如此配合，如此忍耐，这位大爷身上表现出来的素质，也是我国本次疫情能够得到高效控制的重要原因。
可是像这两位老人的遭遇，我们真的能够心安理得的说一句，这是防疫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吗？
这期间虽然国家也出台过一些指导意见，有些地方也有各自地方的事情办法，甚至互联网已经开发出了一些适老化的产品。
但是和疫情期间很多政策措施执行的雷厉风行相比，健康码的这件事，适老化产品的这件事，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的。
像老人乘车被拒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，有的时候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解决掉可能产生问题的人，不知道从指导意见到政策落地，老人们还要等多久。
还有一点，老人乘车被拒，经常演变到老人和司乘人员及其他乘客的情绪对立和语言冲突。
事关安全与规则，过分指责任何一方都有失公平。
换位思考一下就不难理解，避免这类问题一再重复发生，必须还得从解决好一系列的老年化问题做起！
像解决其他防疫问题一样重视起来。
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对于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办法出示健康码的人。
比如说火车站联合公安部门在火车站设立服务台，遇到没有智能手机的人，可以通过公安联网查询十四天的行程轨迹。
这样就可以出具纸质的健康码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适老化问题解决办法出台！
数字时代既需要制度，也需要温度。
